本區展出史語所蒐藏的珍貴圖書與期刊。其中有很多是罕見的秘籍或海內外孤本，如宋版圖書；另包括大量的俗文學「曲本」，圖書出版前作者的手稿，以及書本上的名家批記等；除此之外，亦展出研究明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明實錄。
明實錄
民國十九年，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發現其中有明內閣進呈《熹宗實錄》的散葉，鑑於明代檔案多已散佚，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撰而成，《明實錄》是瞭解明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傅斯年所長決定，一方面整理內閣大庫檔案，同時籌劃《明實錄》的校勘工作。除由內閣大庫檔中輯出多部明內閣、清明史館進呈的《明實錄》及《寶訓》，並陸續收藏多部大部頭的《明實錄》，如抱經樓、廣方言館所藏《明實錄》，以及其他個別皇帝的《實錄》。
民國十九年，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發現其中有明內閣進呈《熹宗實錄》的散葉，鑑於明代檔案多已散佚，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撰而成，《明實錄》是瞭解明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傅斯年所長決定，一方面整理內閣大庫檔案，同時籌劃《明實錄》的校勘工作。除由內閣大庫檔中輯出多部明內閣、清明史館進呈的《明實錄》及《寶訓》，並陸續收藏多部大部頭的《明實錄》，如抱經樓、廣方言館所藏《明實錄》，以及其他個別皇帝的《實錄》。
此次明實錄相關資料的展示，包含四個主題：一、明內閣及清明史館修訂《明實錄》的進呈稿本；二、校勘《明實錄》時所用的晒藍本以及當時留下的校勘稿本，書中可見前人批校累累；三、比較本所藏各版本間的異同；四、與明實錄相關且罕見的史料，如《萬曆起居注》、《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崇禎長編》等三書。
宋元刊本
中國雕版印刷事業興於唐代，及至宋代，由於政治、經濟、學術的高度發展，再加上手工業技術的長足進步，因此官私刻書蔚為風氣，所刻書種及質量超越前代。又宋代刻書除了講求精校、注重版權之外，版面美工、用紙用墨、以及裝潢形式等亦十分考究，且聘請能書之人依倣歷代名家書法，寫字上版，因此，現存宋版書不但字體多樣，如有顏體、柳體、歐體、蘇體、瘦金體等等，而且競相比美。元刊本部分承襲宋刊風格，字體則以趙體（趙孟頫書法）較流行。
宋、元版善本流傳至今，幾近千年，留存數量不多，本所收藏雖僅八十一部，大部分屬傅増湘（藏園）、鄧邦述（群碧樓）等名家舊藏，其中不少是海內外罕見的版本，彌足珍貴。
中國雕版印刷事業興於唐代，及至宋代，由於政治、經濟、學術的高度發展，再加上手工業技術的長足進步，因此官私刻書蔚為風氣，所刻書種及質量超越前代。又宋代刻書除了講求精校、注重版權之外，版面美工、用紙用墨、以及裝潢形式等亦十分考究，且聘請能書之人依倣歷代名家書法，寫字上版，因此，現存宋版書不但字體多樣，如有顏體、柳體、歐體、蘇體、瘦金體等等，而且競相比美。元刊本部分承襲宋刊風格，字體則以趙體（趙孟頫書法）較流行。
宋、元版善本流傳至今，幾近千年，留存數量不多，本所收藏雖僅八十一部，大部分屬傅増湘（藏園）、鄧邦述（群碧樓）等名家舊藏，其中不少是海內外罕見的版本，彌足珍貴。
手書題跋
圖書的形態，除了刊印出版之外，還有出版前的稿本，以及出版後學者在書上寫的批註或題跋。有些出版的圖籍本身並無特別之處，但因有名家品題而身價百倍。從題跋內容不但可藉以考訂版本和圖書流傳的過程，甚至還有學術問題的討論。對讀者而言，題跋不只有助於「書」的瞭解，對認識題跋者其「人」，也往往是重要的線索。
此外，學者著作往往經由刊刻流通，作者手蹟則不易見，這對學者的整體研究，無疑是一種缺憾。題跋手跡有助於學者手稿或題識的鑒定、比對，價值不言可喻；其書法的良窳，反而顯得不重要。當然，如遇書法猷美的題跋，則於學術之外，更增賞心悅目的藝術價值。圖書的形態，除了刊印出版之外，還有出版前的稿本，以及出版後學者在書上寫的批註或題跋。有些出版的圖籍本身並無特別之處，但因有名家品題而身價百倍。從題跋內容不但可藉以考訂版本和圖書流傳的過程，甚至還有學術問題的討論。對讀者而言，題跋不只有助於「書」的瞭解，對認識題跋者其「人」，也往往是重要的線索。
俗文學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的一批學者開始致力於民間歌謠的蒐集，開啟文字研究的一種新風氣。到民國十七年，劉復（半農）主持的本所「民間文藝組」，在民歌外，也開始收集雜曲、戲曲和說唱鼓書彈詞的唱本。這些資料就構成本所俗文學資料的骨幹，共有一萬四千多種。在劉半農之後，李家瑞、曾永義等學者陸續投入這批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的一批學者開始致力於民間歌謠的蒐集，開啟文字研究的一種新風氣。到民國十七年，劉復（半農）主持的本所「民間文藝組」，在民歌外，也開始收集雜曲、戲曲和說唱鼓書彈詞的唱本。這些資料就構成本所俗文學資料的骨幹，共有一萬四千多種。在劉半農之後，李家瑞、曾永義等學者陸續投入這批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這些唱本（戲本）除了提供演員表演時的憑藉，也租售給一般民眾作為閱讀和學習說唱之用。最早的唱本可追溯到乾隆時期（1736-1795）一家專賣唱本的書店「百本張」。西元一九二○、三○年代，中國各大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唱本」和西元一九五○、六○年代臺灣流行的說唱故事書，也都包括在這批資料中。這些資料，有的印刷精美，以上層社會為主要的讀者群；有的則印刷拙劣，價格低廉，為一般民眾提供了重要的娛樂來源。在娛樂之外，這些資料的內容也發揮教化、宣傳和啟蒙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