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文」現身聖經?注音符號與西南民族的歷史淵緣
什麼是「精靈文」?臺灣人的文化密碼
「精靈文」是許多臺灣人都熟悉的經典「文化密碼」。這套字形架構其實源自臺灣人從小學習的注音符號(ㄅㄆㄇㄈ……)。最初,一款手機遊戲中的精靈族文字被玩家發現與注音符號極為相似,臺灣網友便戲稱自己是「精靈族」,讓這套原本僅在台灣通用的拼音系統,意外轉化為一種帶有在地認同的文化符號。
然而,這套「精靈文」的用途遠比想像中廣泛。
身為臺灣人,您看得懂這份以「精靈文」所書寫的《約翰福音》嗎?
這是一件193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使用注音符號來拼寫苗族語言的《約翰福音》。
民國初年的語言實驗
事實上,這套拼音系統不僅曾用於華語。民國初年,學界與政府也嘗試將國音字母(即注音符號)推廣到中國西南各民族語言之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芮逸夫,在1933年至1946年間多次前往雲南、貴州、四川與湘西進行田野調查。他關注邊疆民族語文教育問題,並在1938年《西南邊疆》期刊發表〈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主張以國音字母拼綴各民族語言;若遇到拼音系統未能涵蓋的音節,則可增設閏音字母或夷音符號補充。由於國音字母僅四十個符號,相較於直接學習漢字,難度可說大為降低。
這項計畫背後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這種作法除了能協助西南各民族系統化建立其語言,更可順勢把國音字母及基本漢語教給西南各民族,芮逸夫認為,當少數民族也能使用漢語,「黨政當局所提倡的民族教育才容易實施,容易見效。惟有各夷族都受了現代中國的教育——三民主義的教育,他們才算是真正的漢化,才能算是中華民族真正的組成份子。」當時正值抗戰,國民政府將重心移往西南,急需開發當地資源,也希望透過教育與語言政策凝聚國族認同。芮逸夫直指:「惟有各夷族真正漢化之後,我們才容易激發民族抗戰意識,推進民族自衛組織。」
以注音符號拼寫的彝族文字,胡其瑞老師提供,攝於貴州。
傳教士與多元拼音系統的發展
然而,在政府推動注音拼寫民族語言之前,許多基督教傳教士早已進入西南山區傳教。為了讓各民族能以自己的語言閱讀與書寫《聖經》,他們也發展出不同的文字系統。1903年,黨居仁(James R. Adam)與苗族青年張雅各、張馬可曾嘗試創制苗文,最終採用羅馬字母拼寫;在以黑苗為主的傳教區,也有傳教士胡致中(M. H. Hutton)利用國音字母拼寫黑苗語並翻譯聖經。不過,這些系統多僅在部分地區短暫使用。
真正影響深遠、並延續至今的,是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所創立的「柏格理文字」。
《路加福音》,上方標題為柏格理拼音文字拚寫的傈僳語,1917年上海出版。
跨越族群的「柏格理文字」
1905年,柏格理與漢族傳教士李司提反、鍾煥然,以及苗族青年楊雅各、張約翰、王道源等人合作,研究並創制苗文。他們參考十八世紀循道會在北美印第安人傳教時使用的音節注音方式,建立出一套包含21個苗文聲母、12個拉丁文韻母的拼音系統。其符號設計除了借鑑漢字筆畫,也融入衣裙上的一些花紋圖案。
這套文字完成後,曾送往倫敦請語言學家審定,獲得肯定後才正式推行。此後,苗族知識分子持續加以改良,使其更加完善。除了苗語之外,柏格理文字也被用來拼寫其他民族語言,包含東傈僳語、諾蘇語、川南苗語,以及雲南武定的臘卡語(Laka)與北部的葛潑語(Kopu)等6個族群都曾以柏格理文字來拼寫和翻譯基督教的經典。
即使國民政府曾大力推動以注音符號拼寫苗語,甚至一度限制宗教以外的苗文出版,柏格理文字仍在苗族社群中延續至今。除了書寫系統成熟、使用便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逐漸承載了苗族的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柏格理文字發展至今,仍被苗族社群用來書寫苗語。(HJW)
優質影片分享→柏格理文字與中國西南地區傳教|文物裡的故事|吳孟軒老師×胡其瑞老師

2024年由台灣書法家「做作的Daphne」與台灣字型設計團隊justfont攜手打造「精靈文」字體,深具奇幻風格,圖片為「精靈文」字體書寫的《約翰福音》。圖片由justfont精靈文字體轉換器提供。
參考資料:
芮逸夫,〈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西南邊疆》,1938年(第2期),45-53頁。
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民族學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44-54頁。
出谷司馬,〈走進大西南:大花苗族柏格理文字〉,「人間福報」,2021.3.18。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340874
胡其瑞,《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新北市:橄欖文化,2022)。
黃淑莉,〈從宣教文字到族群文字的改革之路〉,《中研院訊》,2024.11。https://www.sinica.edu.tw/cp/625
「精靈文」是許多臺灣人都熟悉的經典「文化密碼」。這套字形架構其實源自臺灣人從小學習的注音符號(ㄅㄆㄇㄈ……)。最初,一款手機遊戲中的精靈族文字被玩家發現與注音符號極為相似,臺灣網友便戲稱自己是「精靈族」,讓這套原本僅在台灣通用的拼音系統,意外轉化為一種帶有在地認同的文化符號。
然而,這套「精靈文」的用途遠比想像中廣泛。
身為臺灣人,您看得懂這份以「精靈文」所書寫的《約翰福音》嗎?
這是一件193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使用注音符號來拼寫苗族語言的《約翰福音》。民國初年的語言實驗
事實上,這套拼音系統不僅曾用於華語。民國初年,學界與政府也嘗試將國音字母(即注音符號)推廣到中國西南各民族語言之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芮逸夫,在1933年至1946年間多次前往雲南、貴州、四川與湘西進行田野調查。他關注邊疆民族語文教育問題,並在1938年《西南邊疆》期刊發表〈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主張以國音字母拼綴各民族語言;若遇到拼音系統未能涵蓋的音節,則可增設閏音字母或夷音符號補充。由於國音字母僅四十個符號,相較於直接學習漢字,難度可說大為降低。
這項計畫背後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這種作法除了能協助西南各民族系統化建立其語言,更可順勢把國音字母及基本漢語教給西南各民族,芮逸夫認為,當少數民族也能使用漢語,「黨政當局所提倡的民族教育才容易實施,容易見效。惟有各夷族都受了現代中國的教育——三民主義的教育,他們才算是真正的漢化,才能算是中華民族真正的組成份子。」當時正值抗戰,國民政府將重心移往西南,急需開發當地資源,也希望透過教育與語言政策凝聚國族認同。芮逸夫直指:「惟有各夷族真正漢化之後,我們才容易激發民族抗戰意識,推進民族自衛組織。」
以注音符號拼寫的彝族文字,胡其瑞老師提供,攝於貴州。傳教士與多元拼音系統的發展
然而,在政府推動注音拼寫民族語言之前,許多基督教傳教士早已進入西南山區傳教。為了讓各民族能以自己的語言閱讀與書寫《聖經》,他們也發展出不同的文字系統。1903年,黨居仁(James R. Adam)與苗族青年張雅各、張馬可曾嘗試創制苗文,最終採用羅馬字母拼寫;在以黑苗為主的傳教區,也有傳教士胡致中(M. H. Hutton)利用國音字母拼寫黑苗語並翻譯聖經。不過,這些系統多僅在部分地區短暫使用。
真正影響深遠、並延續至今的,是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所創立的「柏格理文字」。
《路加福音》,上方標題為柏格理拼音文字拚寫的傈僳語,1917年上海出版。跨越族群的「柏格理文字」
1905年,柏格理與漢族傳教士李司提反、鍾煥然,以及苗族青年楊雅各、張約翰、王道源等人合作,研究並創制苗文。他們參考十八世紀循道會在北美印第安人傳教時使用的音節注音方式,建立出一套包含21個苗文聲母、12個拉丁文韻母的拼音系統。其符號設計除了借鑑漢字筆畫,也融入衣裙上的一些花紋圖案。
這套文字完成後,曾送往倫敦請語言學家審定,獲得肯定後才正式推行。此後,苗族知識分子持續加以改良,使其更加完善。除了苗語之外,柏格理文字也被用來拼寫其他民族語言,包含東傈僳語、諾蘇語、川南苗語,以及雲南武定的臘卡語(Laka)與北部的葛潑語(Kopu)等6個族群都曾以柏格理文字來拼寫和翻譯基督教的經典。
即使國民政府曾大力推動以注音符號拼寫苗語,甚至一度限制宗教以外的苗文出版,柏格理文字仍在苗族社群中延續至今。除了書寫系統成熟、使用便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逐漸承載了苗族的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柏格理文字發展至今,仍被苗族社群用來書寫苗語。(H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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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由台灣書法家「做作的Daphne」與台灣字型設計團隊justfont攜手打造「精靈文」字體,深具奇幻風格,圖片為「精靈文」字體書寫的《約翰福音》。圖片由justfont精靈文字體轉換器提供。
參考資料:
芮逸夫,〈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西南邊疆》,1938年(第2期),45-53頁。
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民族學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44-54頁。
出谷司馬,〈走進大西南:大花苗族柏格理文字〉,「人間福報」,2021.3.18。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340874
胡其瑞,《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新北市:橄欖文化,2022)。
黃淑莉,〈從宣教文字到族群文字的改革之路〉,《中研院訊》,2024.11。https://www.sinica.edu.tw/cp/625
